科举史上最难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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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前赤壁赋》卷首苏轼画像。

一、


说到科举史上难度最大的考试，人们往往会想到隋代的秀才科。在明清两代，人们用“秀才”一词，指称经过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生员，也即科举考试最低等级的合格者。但在隋代，“秀才”却是科举的最高科目。据史籍记载，在整个隋代的三十年间，考中秀才者只有十多人。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考试难度极大，令人望而生畏。试看杜正玄的应试经历：

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馀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属吏部选期已过，注色令还。（《北史》卷二六）

细读此段文字，令人啼笑皆非。是年，海内仅有杜正玄一人应“秀才”科，而且“试策高第”，可见他才学过人，朝廷自应重视才对。可是主管部门将杜正玄的对策呈交主持朝政的尚书左仆射杨素，后者竟勃然大怒，一眼未看，就将其策掷地，还要追究刺史“妄举”举子的过失，降低刺史的考核等第。“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之语最为可笑，连周公、孔子都不能考中，设置这样的科目意义何在？更荒谬的是，等到“选期将尽”，应其他科目的举子都已铨注结束，杜正玄却还在苦苦等待。主管部门再次向杨素报告，杨素为了刁难杜正玄，竟亲手出题，让后者在不足一天的时间内，写出五篇模拟古人名作的文章。于此可见，隋代的科举根本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主事权臣妒贤嫉能，出题则随心所欲，一意刁难，难怪科举未为隋朝网罗到什么人才，以至于两代即亡。

隋祚短促，唐承隋制，包括科举在内的各项制度，多为唐朝沿袭，秀才科也是如此。早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便诏令将秀才与明经、俊士、进士诸科，同列为每年举行的常科。其中秀才科对举子的要求是“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逸者”，明显难于明经与进士等科。太宗贞如何保养眼部皮肤年间，更规定凡被推荐应秀才科而未得中者，处分其所在州之刺史，于是秀才科遂致无人敢应，渐趋废绝。据《登科记考》记载，唐太宗贞如何保养眼部皮肤朝的二十三年中，得中秀才科者仅有二十一人，平均每年不足一人。及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朝廷诏罢秀才科，以后不复设置。所以隋、唐两代的秀才科，只是昙花一现的历史现象。倒是杨素所出的难度极大的试题，成为科举史上的著名事例。



苏轼《寒食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资料图/图）

二、


那么，到了科举制度高度成熟的宋代，还有没有此类难度极高的考试呢？有的，那就是北宋的制科。制科也称制举，是相对于进士科等常科而言的，《宋史·选举志二》：“制举无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亲策之。”制科的地位与难度均高于常科，故称“大科”。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富弼“初游场屋，穆伯长谓之曰：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后来富弼果然得中“茂才异等”科，仕至将相。无独有偶，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其二子于成都谒见知州张方平，张方平对才华出众的苏轼、苏辙深为赏识，乃劝他们参加制科考试。张方平日后回忆说：

初，君（苏洵）将游京师，过益州与仆别，且见其二子轼、辙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将以从乡举，可哉？”仆披其卷，曰：“从乡举，乘骐骥而驰闾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从此选，犹不足骋其逸力尔。”君曰：“姑为后图。”（《文安先生墓表》）

“乡举”即“乡荐”，即由州县荐举参加进士考试。“六科”即制科，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下诏置制科曰：“今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典坟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其数有六，故称“六科”。张方平本人就曾两度得中制科，第一次是景祐元年（1034）的茂材异等科，第二次是宝元元年（1038）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故对制科情有独钟，并劝说苏轼兄弟不应进士试而直接参加制举。然而苏洵对二子的前途早就胸有成竹，仍然按部就班地先让他们参加进士试。果然，苏轼、苏辙于嘉祐元年（1056）八月，在汴京应开封府试，二年（1057）正月、三月相继参加省试与殿试，顺利通过进士考试的三道关口，兄弟同时进士及第。此年省试的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及杂策五首、诗一首；殿试之题是《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难度皆不甚大。苏轼应试时尤其得心应手，其《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试官欧阳修及范镇等人之激赏，终成传诵千古的名文。

由于遭遇母丧，二苏返蜀守丧，至嘉祐五年（1060）二月，方返回汴京。朝廷授苏轼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二人俱不赴，住进城南比较僻静的怀远驿，专心准备参加制举。他们得到礼部侍郎欧阳修与天章阁待制杨畋的支持，分别荐举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也有史料称二苏所应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不确）。按照朝廷的规定，二苏各自呈交五十篇策论，由欧、杨上呈朝廷，经审核合格，方能参加正式考试即“阁试”。二苏的策论都得到完整的保存，且曾单行于世，分别称为《东坡应诏集》和《栾城应诏集》。前者在今本《苏轼文集》中已经散乱，但原文俱在。后者则仍以《栾城应诏集》之名，存于今本《栾城集》，一览即知。这一百篇策论，是二苏在怀远驿中精心撰写编纂的学术著作，它们体现出两位青年才俊过人的学识与才华，故而得到朝中大臣的普遍激赏（王安石除外）。这些策论号称“贤良进卷”，它们不是在考场中限时交卷的命题作文，似乎难度不大，其实更能体现举子的真才实学，故更受后人的重视。

三、


难度极大的是二苏参加的那场“阁试”。“阁”指秘阁，即北宋的皇家藏书处。由于应制举者人数较少，得以将考试地点设于阁中。但是主考官并不由秘阁人员充任，而由朝廷另外委派大臣。嘉祐六年（1061）八月十七日，阁试举行。考官共有四人：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相传，本年想应制举的士子原有三十多人，但是“相国韩公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济南先生师友谈记》）。“韩公”即韩琦，正是非常欣赏苏轼兄弟的当朝宰相。据《宋会要》记载，此前在仁宗皇祐五年（1053），共有十八人应制举，经“阁试”合格者，仅赵彦若一人，而赵又在随后的殿试中被黜，故是年无人中举，其后四年间亦无人应制举。直至嘉祐二年（1057），方有夏噩一人中等。嘉祐四年（1059），又有陈舜俞、钱藻二人中等。既然每次制举所取者少妇乳大丰满一二人，本年又有名噪一时的二苏应举，如果韩琦之语属实，则其他举子知难而退，就是情理中事。《宋会要》中记载说“奎等上王介、苏轼、苏辙论各六首”，可知此次阁试合格者共有三人。至于是否有参加阁试而不合格者，则不得而知。



明崇祯四年刊苏轼文集。（资料图/图）

阁试的试题是六篇论，人称“阁试六论”。此年的试题是：《王者不治夷狄论》《刘恺丁鸿孰贤论》《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形势不如德论》《礼以养人为本论》《既醉备五福论》。六道题的题面分别出于《公羊传》隐公二年何休注、《后汉书》刘、丁本传、《论语·子路》樊迟学稼章包咸注、《史记》吴起传赞、《汉书·礼乐志》、《毛诗·生民》既醉章疏。其中一、三、六题属经，二、四、五题属史。值得注意的是，涉经的三题其实都是出于经书的注疏。阁试的基本要求是考生要熟记经史典籍，包括相关的注疏，萌妹子养成记无从着手。

从表面上看，“阁试”考的是死记硬背，只要将典籍熟读成诵，即可过关。而隋代的秀才试考查的是举子的实际写作能力，更加需要临场发挥的才华。相比之下，似乎后者的难度更大。其实不然。试看史载隋代开皇九年的那次秀才试，题目是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前四篇范文皆是入选《文选》的名篇，《白鹦鹉赋》虽然未入《文选》，但作者颜延之是《文选》中的卓然大家，其作品入选《文选》者多达二十二篇（《五君咏》五首计作一首），凡是重视《文选》者，当然会连类而及，进而重视颜延之的其他作品。研究《文选》的“文选学”虽然兴起于隋、唐之际，但作为写作范本的《文选》早就风行于世，杨素临时出五道题目，竟有四道出于《文选》，可见他平时对《文选》烂熟于胸。相传唐人李白“三拟《文选》”，那正是隋、唐间文士的普遍做法。不难推测，在杜正伦应举撰文之前，他多半已经写过类似的拟作，从而驾轻就熟，如有宿构。

北宋的“阁试六论”则不同，因为命题的范围广及群书，绝非《文选》一书可比。诚如王安国在《举士》一文中所言，“自六经、史氏、百子之说而兼之以传注，乖离精粗，无所不记，然后能应有司之问。”《宋会要》记载南宋高宗朝阁试的具体规定是：“阁试一场，论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成，差楷书祗应。题目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扬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内出，内一篇暗数，一篇明数。”下文又解释说：“如绍圣元年阁试《舜得万国之欢心论》，出《史记·乐书》‘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云云。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此谓暗数。所引不尽（编者注：上下引文不全）为粗。《谨事成六德论》，出《毛诗·皇皇者华》笺注，此谓明数。”虽然所记乃南宋初年的情况，但全是沿袭北宋旧制。何谓明数、暗数，后人解说色狼友，近人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中所云最称惬当：“盖直引书之一二句，或稍变换句之一二字为题者为明数。颠倒书之句读，窜伏首尾而为题者为暗数。”总之，“阁试”的出题者千方百计增加试题的难度，以致举子莫不视为畏途。但是对于二苏，这些难点全都迎刃而解。试看三道出于注疏的题目：《王者不治夷狄论》，二苏论中都引用何休之注。《礼义信足以成德论》，二苏论中皆引用包咸之注。《既醉备五福论》，苏轼直引郑玄笺语，苏辙虽未明引郑笺，但论中点明“五福”乃寿、富、安宁、好德、考终命，皆出郑笺。在一天之内，完成难度极高的六论，而且议论精粹，文字畅达，可见二苏饱读经史，腹储万卷，区区记诵之难，不足为其障碍也。



明嘉靖二十年刊《栾城集》。（资料图/图）

四、


然而“阁试六论”并非制举的最后一关，因为合格者还得参加皇帝亲临的“御试对策”。这场御试考查的不但是举子的学识与才能，而且有政治的见解与品格。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朝廷在崇政殿举行御试，仁宗亲临，考官有枢密副使胡宿、知制诰沈遘、翰林学士范镇、知谏院司马光、翰林学士、权三司使蔡襄五人，由胡宿起草《策问》，原题长达五百余字，先以仁宗本人的口气称“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戾”，然后缕述朝政在各方面的缺失，最后称“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由于此年制举的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故策问如此。

应该说，这是一道让举子左右为难的策问。假如对策空说道理、虚与委蛇，则不符合此科的要求。假如对策直言弊端、毫无隐讳，则迷人的乳沟触犯皇帝与主考官的逆鳞。但是二苏的对策均能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而且直面时弊，言无不尽。试看苏轼的对策，不但直言“陛下未知勤也”，“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甚至基于策问中“利入已浚，浮费弥广”之语，直斥朝政之弊：“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



宋仁宗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再看苏辙的对策，其直言无忌的程度比乃兄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直斥仁宗“陛下未有忧惧之诚耳”，“陛下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也”，而且列举古代多位“沉湎于酒，荒耽于色”的失德之君（包括唐穆宗、唐恭宗）为反面例子来警告仁宗，且称：“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御试结束，众考官对苏轼的对策皆无异言，定为三等。王介则定为四等。惟独对于苏辙，众人意见不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谏官司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学士范镇难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会之名，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为策不对所问，而引唐穆宗、恭宗以况盛世，非所宜言，力请黜之。光言是于同科三人中，独有爱君忧国之心，清纯校花沦为胯下玩物不收。而执政亦以为当黜，上不许，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

考官中司马光力主苏辙入三等，胡宿力主黜之，范镇、蔡襄则主张降等取之。最后由仁宗决策，苏辙遂入四等次。在众位考官中，司马光最看重苏辙的“爱君忧国之心”，体现出这位“司马文正公”的高风亮节。蔡襄身为“权三司使”，对苏辙对策中“司会不敢争”等涉及自身的讥评表示“愧之而不敢怨”，其态度可圈可点。应该承认，仁宗的态度也是可圈可点，其主张更是合情合理。本来此年制科的科目就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苏辙的对策正是“直言极谏”之典范，如果以此为其过失而黜落之，迷人的乳沟遭到天下人的讥评，甚至在千年史册中落下“引蛇出洞”之类的恶名。



宋仁宗曹皇后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五、


北宋制举，本分五等取士，一、二等照例空缺，以三等为最高等，整个北宋获三等者仅有二人。如按司马光的意见，二苏兄弟同入三等的话，那真是旷古未有的殊荣。即使苏辙黜为第四等次，但兄弟二人同登制科，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了。因为制举所取者，皆为万中取一的优异之士，嘉祐六年制举共取三人，整个仁宗朝，中制举者也只有十五人。而四年前与二苏同科进士登第者，多达388人，加上特奏名进士122人，总人数超过五百。难怪欧阳修当时即对友人称：“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与焦殿丞千之》）也难怪在苏轼心目中，得中制举的荣耀，远胜于进士及第。十一年后，与二苏同中制举的王介去世，苏轼在挽词中说：“先帝亲收十五人，四方争看击鹏鹍。”十二年后，苏轼对当年参加制举御试的情景仍有真切的记忆：“忆昔射策干先皇，珠帘翠幄分两厢。紫衣中使下传诏，跪奉冉冉闻天香。”（《赠写御容妙善师》）

宋仁宗不黜苏辙，并非迫于舆论的违心之举，而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取才。据《宋史》卷二四二《曹皇后传》记载，十八年之后，也即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下御史台狱，曹皇太后谓神宗曰：“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此事在《泊宅编》中有更生动的记载：

东坡既就逮下御史府，一日，慈圣曹太皇语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以闻之？”曰：“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轼、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以遗后人，不亦可乎？”

仁宗及其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科目取士，苏轼兄弟则以“直言极谏”的方式应举对策，朝廷与举子的行为都堪称名实相符。二苏在古代政治史与文化史上都是名垂千古的杰出人才，嘉祐六年的那场制举堪称宋代科举史上的光辉记录。如从考试的难度来看，则包括“贤良进卷”“阁试六论”与“御试对策”三个阶段的北宋制举，堪称科举史上最难的考试，只有苏轼、苏辙那样的天纵英才，才可能势如破竹，连闯三关。

莫砺锋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