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在上海发现“五四”与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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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整理

2022年3月26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暨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2022年第1期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行。本次读书班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召集主持，主要讨论台湾东海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陈以爱教授的新著《动员的力量：上海学潮的起源》（民国历史文化学社2021年）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袁一丹副教授的新著《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首先由陈以爱、袁一丹进行报告，随后分别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月峰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佳贵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与赵帅博士生作评议。本文为讲座整理稿，发言文字均经发言人审定。

评议人发言

周月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以爱老师和一丹老师的书与报告体现出一些共识，可能是现在重新研究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甚至重新研究近代历史的一些共通的思考。

两位学者的书都有几个特色。第一，她们都在学科内外游走、跨越乃至打通。以爱老师从早期做学术史而转到政治史，她研究学术史的重要特色就是“狼友必看”地把一个整体过程中的细节之处展示出来，如今她以同样的方式把五四运动，尤其是上海学生运动中所牵涉的派系、不同人物梳理清楚。一丹老师一直在北大中文系接受学术训练，文学史是她的专长，少妇乳大丰满无论是硕士论文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还是博士论文对沦陷区学人陈垣和周作人的研究，她都较多地借鉴了历史学的一些如何保养眼部皮肤察。少妇乳大丰满，在《另起的新文化运动》这本书与刚刚的报告中，在心态上又都有一个学科的回归与坚守，回归文学的“文本”，然而，文本内外也是思想史研究所注重的问题。所以，回归与坚守在一丹老师自身可能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对读者也许是一个无内无外的问题。

第二，两本书在关注点层面有相似之处，用一丹老师的提法即关注“聚光灯外”。以爱老师关注上海的五四运动，是在北京之外重新注意到“东南”，从学生之外重新注意到商、教问题。一丹老师是在北大《新青年》外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例，包括我一直研究的研究系；在北大《新青年》内部，她也注意到了聚光灯外的人和事，比如刘半农在北大之外的生平轨迹。如果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更习惯于一个国家（中心）一个历史一种叙述，她的研究是一个非国家（中心）或远离国家（中心）的叙述，从地方、边缘、配角的视角重看这一故事。

第三，即“正”与“反”的问题。学界近年来也在探讨，如果北大《新青年》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比较中心的表述，我们是不是要用非北大的、非北京的地方性材料和叙述来“反”这个中心述，其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这当然是“正”和“反”之间的对话。正如一丹老师所言，“另起”并不是为了推翻以前的论述，而是形成一个多起源、多版本的故事。两位老师提出了一个“第三者”的思考——历史是否只有一个线索、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多线型还是单线型，是否能用一种更复杂、更加原生态、更接近历史本相的叙述方式来重新思考历史的问题。这仍是一个有难度却可努力的方向。

以爱老师书中提到学生和政治势力的问题，一丹老师报告中也提到历史中有“里子”与“面子”，分台前与幕后。尽管学生与政治势力的关系一直为学者关注，只是之前我们一方面把学生整体化处理，认为五四运动就是由学生发起，不太关注学生中有派系之分，有主张上课者、复课者及一定程度复课者；一方面把学生真空化处理，只是描述学生做出某一决定，如上街抗议，进行新文化运动等，不太关注其背后势力。最近有研究比较重视学生背后的势力问题，指出学生运动是由研究系、国民党等政治势力鼓动起来，比以往研究有了极大推动。少妇乳大丰满，这种看法会不会在另一层面又把学生当成一个更为被动的对象。以爱老师在报告中特别提出，我们要重视学生背后的势力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但学生远远不只是被动接受一些势力的策动与鼓动。华南学派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五四”后对于学生来说“上有政策”不只是源自一方，来自政府或反政府的各方势力在主义上、金钱上都对学生发挥影响。学生与各种势力之间的亲疏关系不完全由势力造成，学生的主动性到底起何作用，多群体多派系的学生经各势力鼓动后的状态又是如何逐步形成，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以爱老师的研究方式，既注意细节，又关注过程。

还有一个近些年我们都在讨论的问题，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否为“焊接”而成。有一个比喻说研究历史就像剥笋，要把一层层遮掩我们寻找历史本相的东西慢慢剥去，若是剥比较嫩的笋，剥到最后可能一无所有。五四运动跟新文化运动是否能完全剥离，要剥离到何种程度，值得思考。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键材料的重要性。一丹老师提到鲁迅《热风·题记》与《写在〈坟〉后面》中的两段材料对她影响非常大，构成了她这本书的起点。这两段材料在罗志田老师的文章中也提到过，他特别提醒那是刘桂生先生曾经指示过的材料，由此可以发现有些材料跟其他材料不太一样，其特殊性不完全在于它揭示了一个真相（鲁迅认为新文化运动是由其他势力“反套”到《新青年》上的，对此我有质疑），而是能成为一个研究的起点，并点活其他材料。以爱老师提到的那封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的信，同样有这种作用。这些细节与具体材料，也许可以撬动（不完全是颠覆）整个五四运动的叙述。



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以下提两个关乎细节的疑问。其一，以爱老师在书中谈到1918年的《申报》和《时报》每月的销量是32000份，“五四”风潮之后销量升高到35000份，销量胜于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和中华革命党的《民国日报》，因此判断前两份报纸的影响力超过后两者。这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即一份报纸或杂志的影响力与其销量有何关系，销量多是否意味着影响力大，影响又是对谁而言，即对哪个阶层、群体、区域而言。其二，一丹老师判断“新文化运动”这个“另起”的名目，源自学衡派攻击《新青年》，将其套在了《新青年》身上。但是否要到学衡派出来之后，“新文化运动”才被套到《新青年》身上，“新文化运动”是否即被“反套”而非《新青年》人士（不完全是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主动地接受？一丹老师在书中曾引用一则1919年底的交换广告，内容是宣传《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其中一句广告语说“中国文化运动的中心点在哪里，你要知道吗？清纯校花沦为胯下玩物不看《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可见在当时已有如何保养眼部皮肤点将北大作为“文化运动”的中心。有学者已指出是东南集团的运动造就了“新文化运动”这个词的流行，那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更为复杂的背景，抑或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一个具体结论。以上是我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思考的两个问题。



《新潮》第2卷第3号交换广告（《另起的新文化运动》曾使用）

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因之前有幸承蒙袁一丹老师邀约，参加过一次对袁老师书的研讨，分享过一些学习心得，因此我主要讲一下对陈以爱老师这部著作的学习感受。

我近年主要着手江浙地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偏重文化运动，对陈老师这部大著期待已久。我非常赞同诸位老师的一个提示，要尽可能彻底地反思“北大或《新青年》这一‘中心’，像太阳一样辐射四方，其他地方只能沐浴阳光，对光源构成响应”的一个图式，东南地域（上海或江苏）的角色绝不是响应方这样简单。直到今天，我们还得奉周策纵先生等人的著作为难以逾越的经典，但周著根本上没有突破自五四运动后不久就开始形成的以北大为中心的叙述框架，在史事考订上周著也有不少问题。我们应该更多地把五四运动看成一个“生成”过程，这个过程是经多方互动实现的，不能预设哪一方从一开始必定是主角，必定享受大部分的聚光灯。

陈老师这本书对相关史事、组织、人物的社会网络的梳理非常细致，有点像茅海建先生对于戊戌变法的研究，事件的来龙去脉几乎可以用天、用时辰来计算。我一直觉得尽可能用细密的史料与精细的考证夯实基础，是必需的工作，毕竟“五四”相关研究有太多造在沙子上的高楼伟厦。陈老师也谈到我们通常讲五四学生运动，学生经常作为一个没有清晰五官的复数，像何葆仁、程天放、瞿宣颖等具体的学生名字被默认为不重要。之后陈老师会重新检视上海三罢的来龙去脉，还会揭示东南“商教联盟”的情况，期待继续学习陈老师相关的研究。

几点启发

一、教育界老师辈的重要角色。“五四”当时讲的“学界”不一定是专指学生界。比如“五四”时南京和江苏其他一些地方，最早成立的是“学界”联合会，而非“学生”联合会。而东南这些师长辈很多时候是行胜于言的角色，可能如袁老师所说的，这些人往往没有太鲜明的思想论点，因而在以往的论述中容易被忽视。

二、基督教青年会系统的重要作用。张仲民老师曾有过相关的文章，只是思路相对偏重文化运动。陈老师在书中有一些启发性的论断，如谈到青年会倡导的组织与动员方式，构成有意于中国青年运动的其他势力组织既模仿又竞争的对象；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本质上是反基督教青年会运动”；青年会的会员是上海学联的“内在核心”。另外讲到教会学校与反日爱国运动、抵货运动的关系，其实不只在江苏，其他省份的教会学校也往往是该地第一批起来运动的学校。青年会和教会学校的角色问题不只是上海或东南区域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问题。

三、复旦大学的重要作用。尽管相关材料早有披露，受限于种种既有的五四运动叙述模式，复旦的角色及与复旦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网络长期被忽视。上海学联的兴起应该说是对北京学联的模仿，但又不只是模仿，它对学联这种组织形式在全国的推广发挥了较大作用，本书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了。

四、反思五四运动中工人的能动性问题。五四运动时常可见资本家对工人动员和对运动“指导”的事例，五四运动代表工人“已经”觉醒、觉悟的既有说法，都需要进一步反思。

几点商榷意见

主要一点：这本书是否必须揭出“东南集团”这个名目？章开沅先生做辛亥革命前后的研究时，较多使用“张謇集团”，也用过“东南集团”。但在“五四”前后这种提法是否还合适？对于“集团”这种用语，是仅指向活跃在某一地域、具体名单可以大范围浮动的人群，还是有一个大致可辨识的人群边界以及可以被概括的内部关系形式？陈老师这本书中的“集团”似乎是指后者，即有一些明确可辨识的要点，其中有精神领袖，有组织分工，像一个巨型公司。对此我有质疑。像北大和《新青年》这样的“一校一刊”，是可以划出比较清晰的人群边界，但上海与东南这群人的社会网络结构与边界在研究中如何把握，会有方法论的问题。如所谓“北洋集团”，是可以用一些关键的军政岗位去卯定一定时空范围内相关人物的位置和关系，“东南集团”的中心和边界相比之下还要模糊得多。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个人在集团中的定位问题。吕芳上先生在序中用“代际”标签去定位“东南集团”，将唐文治算第一代，沈恩孚、袁希涛算第二代，但沈比唐还大一岁，袁只比唐小一岁。个人认为代际划分只能是非常粗疏地讲一下的问题。书中根据亲密度与参与度将东南集团分为内外两圈，黄炎培、余日章被分到内圈，沈恩孚、贾丰臻被分到外圈，不知依据何在？

二、其他超越东南集团范围的强社会关系，又应该怎么处理？将某某定位为东南集团中人，会不会诱导读者忽视或低估其他强社会关系网的相对自主性？如在出版舆论方面，将史量才、张东荪划入“东南集团”。但张东荪很多时候又被算入研究系或梁启超一方，而研究系的网络绝不附属于东南集团。书中谈到《申报》是江苏省教育会的“喉舌”，其实黄炎培在《申报》《新闻报》《时报》都没办法有求必应，正如他在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等人那里也是如此。《申报》、商务印书馆自身的社会网络也不是附属在东南集团的主要关系网络下面。相应地，书中绘制出上海公团的关系图，是以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中心画大圆，但如果以《申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展现出来的上海公团关系图是否会有明显不同？

另外，像蒋梦麟、余日章等人和沈恩孚、黄炎培、袁希涛的区别也要予以充分重视，因为蒋、余背后有一个全国性的留学生关系网，不完全附属于东南集团。袁希涛在北京担任多年教育次长，但其江苏教育会的背景十分明显。而蒋梦麟到北大后，或1922年解除江苏教育会交际部干事职务以后，他是否仍从属于教育会，有待思考。



蒋梦麟 黄炎培

三、是否必须说明以张謇为领袖或精神领袖？黄炎培、沈恩孚等人在新文化、新教育事业上和北方学界合作，以及在高、中、初等学校全面推进学生自治、男女同校等举措，张謇很可能不会同意。

总之，这本书在某些地方倾向于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是“蓄意配合、统一行动”的诸种行动“编织”成一个“统一体”，包括书中一些说法如“深层政府”，“各组织仿佛巨型公司的分部支会”。我觉得不应将上海公团及其头脑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公司企业的架构，如此会放大一些组织关系形式（比如科层制）在这些组织内与外的存在感，还会忽视一些组织间的斗争龃龉。如黄炎培、蒋梦麟在江苏省教育会的关系，江苏省教育会与江苏各县教育会之间的关系均很难理解为上下级关系。而像商会和教育会、上海各个公团互不买账的情况实际都是存在的。

我认为当时上海是一种“群龙无首”的状况，“群龙无首”并非一片混乱，而很大程度上是“群龙不必有首”，实际不存在一个大家公认的超越所有业缘、乡缘界别的领袖，也不存在单个的、公认的作为运动中心的组织，而是诸多关系网和组织叠压、互动，有时弥合一些龃龉，以实现共同行动。重要的是呈现东南地域这种网络勾连网络、组织和组织存在交集的关系形态，而非去找一个具象化为“个人”或单个“组织”的“中心”，借以建构一个结构（过于）清晰的“集团”。

最后三个细节问题：其一，《民国上海县志》版本的江苏省教育会正副会长表有误。其二，书中有“寰球中国学生会是全国学运中心”之说，未分清“组织”所在“地址”和“组织”本身为两回事。如江苏省教育会在清末民初屡次澄清，借他们场所开会的其他组织的意见，不能直接代表教育会的意见。其三，报纸销量问题的解释力。报纸给一千个普通市民看，和用来点醒十个潜在的激进分子，引发的后果是不同的。我们讲报刊的影响，不宜只关注从报刊的编读者到报刊的直接读者这一个环节。更大的问题在于，评估报刊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具体应该如何修正？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近些年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无论从宏如何保养眼部皮肤还是微如何保养眼部皮肤角度都有推进，刚刚发言的四位老师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两位老师的著作从丰富的资料出发，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有助于纠正既往研究中本质主义化、化约主义化的看法。

袁老师作为中文系出身的学者，材料解读非常细致，研究的问题多是历史学者不太关注的。比如她提出了报刊与记者对于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一重要问题。过去研究多强调《新青年》、北大、研究系以及江苏省教育会的作用，其实他们能够发挥巨大作用是通过报刊媒介与记者。比如当时梁启超“卖国贼”形象的出现是经媒体舆论发酵，而梁也透过他所掌控的一些北京、上海报纸去发布当时谈判的情况，激起学生读者的反响。另外，袁老师以《何典》为例，解决了吴稚晖文风的影响力问题；又对胡适与《学衡》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通过分析交换广告，谈及新式杂志报刊相互呼应，以扩大影响力；通过考察作为社交工具的白话诗，揭示作为诗人的康白情的一些活动。这些都给我很大的启发，让我尝试讨论吴虞如何利用他的古体诗作为社交工具，与上海及各地名人建立关系，拓展人脉的问题。

有几处看法与袁老师不完全相同。其一是交换广告问题。袁老师讲到很多广告“清纯校花沦为胯下玩物不读”，这实际是晚清以来书籍广告或类似商业广告惯用的一种炒作手法，进行夸张宣传，时人对这种商业文化是比较清楚的。其二是关于北大对《时事新报》报道“实社”事件颇为不满一事。当时所谓“机关报”与现在意义上的机关报不同，《时事新报》当时批评许多类似事件，属报刊的常规操作，批评北大亦是正常之举。该报早前也常批评胡适、钱玄同，批评《新青年》的一些做法，北大诸人除对较激烈的言论进行回应外，多不予以理会，且北大内部并非一本质化、统一化存在，笼统称之为北大同人不满有些化约论了。其三是“好人政府”排斥梁启超一事。《胡适日记》等材料显示，胡适等人为打压研究系、打压梁启超，拉拢丁文江等人，指责研究系名声不佳只是借口，实质上是特意排斥梁启超的手段。

陈老师的书体大思精，从发生学角度讨论晚清与“五四”的延续问题，对上海学生运动的起源做了一个新的解释，有利于破除既有以北大派或者北京为主线的叙述模式。她从政治、人脉、地域等因素来讨论学生运动，并围绕着一些学生中坚分子，谈论学生之间、学生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分析十分透彻，给我们很多提示。

陈老师制定了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然东南集团涉及人物很多，内部尤为复杂。该集团并非严格意义的政党，较为松散，内部有江浙人，也有福建、广东人。而且很多人参与政治活动是基于特殊的利益和目的。比如福建人（也是华侨）曾少卿，他积极抵制美货，但他又是商人，开办很多公司，其中很有名的一家叫做振武戒烟社，经常在报纸上发振武社禁烟丸的宣传，同时他还搞赈灾。当时报纸批评他借卖禁烟丸赚黑钱，并以赈灾名义私吞捐款。黄炎培、张謇也有类似情况，他们是多栖角色，在商界、学界和政界势力均比较大。因此很多人（政治失势的唐绍仪、卖假药的黄楚九、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很大程度上或许是因抵制日货有利可图，或是因为可以“刷存在感”沽名钓誉。我们要看到爱国或民族主义论述背后的利益因素，以及时人借助民族主义符号的这一面。

另外，在早期复旦创办过程中，张謇、袁希涛、曾少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謇等人在清末政治领域比较失势，转而去办实业，但传统士大夫有意进入官场的情结一直存在。新式教育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地方督抚的政绩所在，为地方官员所重视。张謇等人通过参与创办复旦，与先后两任两江总督的周馥、端方都有关系，而张謇后来在端方幕府中扮演重要角色，与同属端幕的郑孝胥、夏敬如何保养眼部皮肤、陈庆年、高梦旦等人关系密切。这一期间，张謇的商业网络与政治势力扩张具有同步性。立宪请愿运动兴起后，张謇与清廷渐行渐远，辛亥革命后他马上支持革命，曾被严复讥讽为“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借助同袁世凯的关系，张謇参与南北和谈，又先后在临时政府和袁政府中担任高官。可以说，以张謇为首的东南集团或江苏省教育会，其势力于江督端方时代与民初袁世凯时代扩张最快。袁世凯倒台后，以张一麐等人为核心的苏系势力渐弱，也影响了张謇的政治能量。



张謇

关于世家子参与学生运动的问题。根据后来一些富家子弟参与中共的材料看，很多人之所以参加激进的运动，可能是自发参与，不一定会得到家庭的支持。像瞿宣颖刚参加上海学生运动时，其父已经去世；又如王国维当时在上海亦非常关注上海的学生运动和随后的罢工罢市运动，他就坚决反对自己受到影响的儿子参与平民教育的活动。在这里补充一些史料，供陈老师参考：2009年我在研究舒新城的时候也关注到了复旦的五四运动，发现复旦档案馆是有一些参与“五四”者的资料。另外，上海社科院图书馆藏有复旦校史的一些资料，比如同学录、当时办的杂志以及复旦校庆纪念物。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收藏的《环球》杂志比较齐全。复旦历史系资料室藏有复旦学生在“五四”时期创办的《平民》杂志；等等。

关于报纸销量与影响力问题。我觉得当时上海报刊销量最大的一直是《新闻报》，但其影响力限于商界，而《申报》在史量才主持时期销量一般次于《新闻报》，主要对市民影响比较大。对知识分子而言，影响较大的是《时事新报》和《时报》。《时报》自清末以来便是知识分子优先选择的一个读物。而《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在20世纪上半叶刊登了大量知识分子的文章，因此可以估量其影响力。我们不能以销量来估算影响力，可从对某些重要人物或群体的影响来判断报纸的影响力。

陈老师的研究计划很重要，补偏救弊，为我们重新认识五四运动在上海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谓是近年来有关该领域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但由此会不会出现一个问题，即这里构建的“东南集团”叙述，会不会在效果上有“另起山头”的意义？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毕竟，张謇、黄炎培等人乃至寰球中国学生会、青年会主事者基于自身利益与位置介入历史，事后并未形成相关论述或关键回忆，导致后世研究不太注意他们发挥的作用。我们现在以后设视角去重建他们的系谱，是否会把历史中无意的介入当作有意地发动，或把断裂的片段建构成一个连续的系谱，夸大研究对象的作用？另外关于青年会的作用，我自己也曾关注过。青年会乃至基督教会的影响确实很大，值得更细致的讨论。

赵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这两本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均有实质性的推进，同时提出了许多具有延伸性的问题。因两本书涉及内容十分丰富，且方法论各有不同，我简单谈一下自己较为片面的读后感，且多关注一些细节部分。

陈老师著作的贡献毋庸赘述，从宏如何保养眼部皮肤与微如何保养眼部皮肤均有突破，深化了我们对于“五四”的认知，为我们还原上海社会的结构形态，帮助我们对于清末民初一直到北伐前东南社会的形态有所理解。这本书运用的框架式结构，对各种组织、人物的详细介绍，应当是为之后的研究预热。

“学生运动”从字面理解，就是要把学生及其运动方式、机制讲清楚。陈老师在书中花费了极大的功夫将学生运动中“学生”与“运动”的部分予以还原。对于学生，挖掘他们的生平与人际网络，恢复他们模糊的面孔，由此他们不再是以一个人名出现，而是具有不同人生轨迹的人物。对于运动机制，则不能把学潮按照事件发生史的方式进行叙述，而是要处理学商政几方复杂的关系。

陈老师的著作还善于对既往研究著作、史料进行检讨。通过对史料的检讨，可以阴唇粉嫩还原整个运动的过程与细节。“五四”研究的大宗材料是报刊及与当事人相关的论述。对报纸的利用，需要将多份报纸进行对读，方能清楚学生如何传递消息，分辨哪些消息是学生所撰以进行外宣，哪些是由通信社或报纸记者基于现实目的所撰，了解不同报纸对消息流通起到什么作用。在还原运动过程的同时，学生发挥的作用也能凸显，让我们知道哪些学生是在街上跑的，哪些是运筹帷幄的，哪些人又因为个人因素在报纸上须隐没姓名，实则居于幕后发挥作用的。

陈老师的著作也提示我们，需要关注学生的家庭背景与人际网络，从而评估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陈老师在为上海学联学生领袖撰写“点将录”部分，列举的多为世家子。世家子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能够早先知晓部分信息，调动更多资源；一方面对公开表态有所顾忌，如瞿宣颖某段时期在报道中消失。对比来看，世家子在上海学生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点和北京的状况有所不同。

书中还关注到了学生运动中沟通京沪的学生，如何世桢和罗家伦。负责串联活动的学生代表与串联目的地多有渊源，何世桢是北大毕业生，后入东吴法科，因此“五四”成为上海学生的驻京代表；罗家伦是复旦公学毕业，后入北大，与上海各界极有渊源，因此“五四”后多次到上海活动。书中有一小节通过罗家伦秘密南下以说明上海学联的章程未受北京影响，这点确实无须怀疑。少妇乳大丰满在1919年5、6月间罗家伦是否到上海，限于材料我仍持存疑态度。至于北京学联的章程如何至沪，有几个途径，一是秘密发电传送；一是5月10日北京报纸登载学联章程，沪上报纸予以转载；一是由方豪等人组成的京津学生代表团带来，而这种可能性极大。



罗家伦

陈老师对追忆性质材料有着细致的辨析与梳理，这是颇有难度的挑战。如陈老师所言，研究者要警惕于喋喋不休者的论述（如朱承洵、许德珩），而要留心注意只留下一鳞半爪者。关注失踪人物以及边缘“失声”者当然是历史学者的责任所在。学界近期比较关注对“五四”进行追述、阐释这些问题，当然如何阐释很值得捉摸。比如反复发声的朱承洵、许德珩，他们形成的“回忆”是“学习”的结果，对于他们的叙述，我们要抱有警惕，同时也应该还原出他们叙述所参照的文本。另外，“五四”时参与学潮，但日后转而成为学潮问题的应对者，这些人的“五四”表述值得注意，其中以傅斯年、罗家伦这些谈五四新文化（学）源流者为主，以及书中提到的后来担任复旦校长的章益。他们有选择性的叙述或非刻意编造歪曲历史，而是为了应对现实。陈老师的著作启发我们要关注那些在学潮中曾一展身手，但之后因为各种原因籍籍无名的人，继而能够对他们的贡献予以客如何保养眼部皮肤的评价。最后期待陈老师另两本书能早日出版，为我们在更为细致的具体事件与过程中展现五四运动。

袁老师的著作总体来看是利用个案，对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学史的大叙事予以反思。各篇文章虽涉及个案、个人，却在回应一个大议题，构思非常巧妙。如以《何典》为例，反思的是谐趣游戏文字在严肃的文学史写作中的位置；利用黄侃对于句读的认知以及标点本《水浒传》的出版来看语体变革在生理接受层面的影响；以康白情与少年中国同人为例讨论新诗的功能与性质问题。书的前两章是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分量很重的文章，牵涉内容十分广，延伸出很多目前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涵盖了对于五四运动性质的讨论，由纪念“五四”引发的关于“五四”后运动走势的讨论，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研究系与北大的关系，地方文化运动的实际情况等。

袁老师在报告中谈到新文化运动“名”（历史叙述）与“实”（历史过程）的区分，除此之外，“言”与“行”的问题值得关注。具体来说，北京的“五四”学生领袖在运动后多标榜“文化运动”，但真正落实者少之又少，更多的人又被政治运动所裹挟。而为纪念“五四”所撰写的文章基本在因应各自的时代问题，因此他们的言说因时因地不同，甚至前后不一致。如胡适1920、1921年的态度就有不同，1920年纪念“五四”的发言是为了收束是时的学潮，因此他重在反思“五四”学生运动暴露出的问题；1921年胡适却搬出黄宗羲，鼓励学生干政（当然干政并非以罢课形式进行），则是为了应对政府欠薪等诸多问题。这就需要关注袁老师提及的文本的历史语境问题。

袁老师的著作给历史研究者提供了诸多视角和线索，所涉及的个案、个人又是历史研究者所忽略，而为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比如刘半农、康白情这些新文学的人物，同样是学生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了解他们在学生运动中的行事，对于判断参与学生运动者是否支持新思潮、新文学，继而思考五四与新文化（学）运动的关系这些问题较为重要。另外书中提示的胡适与《新中国》杂志，双方究竟有何关系，值得我们继续追踪。

陈以爱回应

这是非常丰富、有深度的讨论，收获非常大。我简单就大家谈得最多的问题稍作回应。首先是“东南集团”的界定及其成员问题。我的写作计划是东南集团与五四运动要写三本，待第四本再考察东南集团的渊源与各阶段的变化。书写“五四”这样富有细节的历史，目前只能把所涉及的具体问题稍微点到，无法对每一个都进行细部的回应与论证。当然，在阅读大量资料后归纳形成的一些基本判断，如寰球中国学生会、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这些机构的影响不限于上海，我无法在书中一一举例论证。我们自可引用一些既有研究，但面对近代史牵涉的诸多具体事情与人物，都必须从头再来。各位老师对于史料的订正、相关史事的判断会是我重要的参考，特别感谢徐佳贵老师的提示，少妇乳大丰满你谈的一些问题主要参照“后五四”的情况，“五四”前的人物关系及主张分歧要在具体的时间、事件中进行考察。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五四运动跟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计划是在写完上海三罢之后，来谈五四运动从政治运动到社会运动的转向。我在报告时说过，东南集团并非介入、领导、影响上海学生运动的唯一力量，但我们若只强调国民党、研究系的影响，而不考虑江苏省教育会及其相关系统的影响，那对于上海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转向新文化运动的理解肯定是不全面的。新文化运动相比五四运动内容更复杂，产生的分歧更多，各地（包括北京、天津、上海、美国）积极参与五四政治运动的人士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各异。如《国民》杂志的这群人是反对《新青年》、《新潮》的新文化运动，在美国参与五四运动的吴宓、梅光迪不赞成白话文运动。如果我们认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多源头、多版本的，那么相关研究就不是一个人、一个系列能够完成，而是一个充分利用材料，进行精耕细作，理清诸多史实的群体工作。我觉得我们是能把“五四”这一段历史梳理清楚的。

袁一丹回应

谢谢各位老师同学的意见。拙著前两章是以我的硕士论文为基础，思路相对完整。后面一些个案研究尽管切入的角度和背后的思考有一定的连贯性，少妇乳大丰满还是在文学和历史两端摆动，整体上这本书并非一个系统性专著，但希望根据我的一些新发现对原有的历史图景有所修正。

我简单回应两个问题，一个是周月峰老师提出的问题。这本书的起点确实是鲁迅《热风·题记》中的那一段话，鲁迅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我用在标题中的“另起”，另一个是“反套”。按照鲁迅的这一说法，“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由《新青年》提出，而是嘲讽《新青年》的人发明的，那这个名目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上？在硕士论文阶段，我给出一个假设性回答，认为以吴宓、梅光迪为首的学衡派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我并不认为学衡派即唯一力量。所以在修改成单篇论文正式发表时，我并没有把学衡派的这部分放进去。这次结集成书，为了结构的完整性，又把学衡派一节放了进来。我认同月峰老师的问题，即“反套”是否单指向学衡派，《新青年》集团中是否有人在更早的时间主动认领“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是否有其他力量促使“新文化运动”这个概念和《新青年》集团捆绑在一起，我觉得从假设到论证中间还有许多功夫要做。

另一个想要回应的是张仲民老师对书中很多章节，包括一些材料解读方面提出了很好的纠正意见，特别是您提到了交换广告这个部分。这一部分是我当时翻《新潮》和《新青年》的时候注意到，希望探索如何利用交换广告这样的“扁平材料”，目前所做的是一个较为粗疏的分析。诚如您提示的，应该将此类广告放到晚清以来的历史脉络中，参照您曾深耕细作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特别是跟出版文化相结合的这一部分来看。“五四”时期新文化阵营的出版营销策略确实不是自己的创见和发明，而是借鉴利用了晚清民初出版市场的一些常例。另外，您提到的《时事新报》和北大派的关系，胡适和研究系之间的关系，对于相关材料的解读确实需要分寸，且要从当时报刊整体的样态来理解报刊之间的批评言论，继而还原他们的人际关系。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